他们来此是为了为气候行动提供资金。但是COP29更多地是关于争吵。

阿塞拜疆巴库：雄心勃勃的气候行动往往需要雄心勃勃的融资支持，无论是清洁能源转型项目还是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自然灾害。然而，随着极端天气变得越来越普遍，全球气温不断上升，原本应该是一年关键的气候融资会议却变成了一个特别令人沮丧的会议。

来自200个国家的近5万人参加了今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包括首次亮相的阿富汗塔利班政权。他们聚集在这里，旨在就气候融资达成一项关键协议。原本应在周五结束的会议因资金筹集问题而推迟到了周末。

会议期间公布的一份应对气候变化协议草案承诺，到2035年，富裕国家每年将向贫穷国家提供2500亿美元的气候融资。尽管富裕国家表示这很现实且是他们力所能及的极限，但这个数字还不到受极端天气影响最严重的国家所要求的援助金额的四分之一。

由于世界领导人出席率较低，尤其是来自富裕国家，此次会议已经受到特朗普当选总统的影响。发展中国家希望在年底前每年获得1万亿美元的援助，其中大部分来自发达经济体，用于转向绿色能源和适应气候变化带来的极端天气。然而，一项周四公布的草案文本缺乏细节，只是模糊地承诺由谁支付以及支付多少，这使得达成协议看起来不太可能。

世界气象组织表示，2024年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一些专家对此感到非常担忧，他们呼吁采取全新的方法。包括前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内的签署者上周发表公开信称，联合国的整个气候谈判框架“已不再适用”。

“我们可以选择积极应对气候问题，而且积极应对的时间正在迅速减少，”伦敦智库查塔姆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露丝·汤恩德说。“或者我们可以选择被动应对，这成本更高、更艰难，且对人类造成的伤害更大。”

一些受气候变化影响最为严重的较小的国家将付出最大的人类代价，包括受到海平面上升威胁的太平洋岛国。然而，由于气候谈判受到地缘政治和国内动荡的影响，一些国家不愿参加此次会议。

一些主要经济体的领导人明显缺席了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的会议。其中包括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等两大碳排放国领导人。尽管英国首相凯尔·斯特默参加了会议，但七国集团其他领导人均未出席，包括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德国总理奥拉夫·朔尔茨、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尽管大多数工作是由低级别谈判代表在无窗的房间里进行的长夜谈判完成的，但领导人的出席对于“是一种象征”，汤恩德说。她表示：“看到世界领导人没有团结一致地出席令人非常失望。”

尽管特朗普没有亲自出席此次会议，但他的存在在此次会议上得到了体现。在特朗普当选总统之后，美国官员设法安抚会议与会者。尽管特朗普“可能会把气候行动放在次要位置”，美国气候特使约翰·波德斯塔说，“应对气候变化的工作仍将继续”。

美国能源部长珍妮弗·格兰霍姆表示，各州、城市、非政府组织和企业仍“全力以赴”追求气候目标。她还指出，拜登的两项重要法案——通货膨胀减少法和两党基础设施法案提供的资金中有80%已经用于推动电动汽车、风车和太阳能板的生产等环保项目。格兰霍姆告诉NBC新闻：“有了这些机会，把40万人招进职场不是什么难事。”

甚至那些计划从特朗普政府宽松对油气勘探限制中受益的公司也表达了担忧。埃克森美孚首席执行官达伦·伍兹希望特朗普政府采取“理性和常识”的方法来减少排放，并保持对巴黎协定的承诺。